两头花烛（z）
我哥开博了，第一篇文章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我也很感兴趣。不过他知道的确实比我多，所以我偷！
前天快下班时，突然接到表妹的电话，说是和她爸妈在电话里讨论他们小两口订婚的事情时大吵了一架。原因就一个：结婚以后他们小孩的姓氏问题。表妹和她的男朋友理所当然认为未来小孩跟爸爸的姓，但遭到了女方长辈的强烈反对。突如其来的严重观念冲突另小两口无所适从，便开始打电话求助。
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了，最近又遇到了新的麻烦。
先说老问题。
在我们那里的农村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：如果新婚夫妇第一胎生的是女孩或者男方倒插门的情况，可以生第二胎。80年代以来，如果按概率估算，大部分家庭的小孩的构成情况如下：一个男孩（约50%），一个女孩一个男孩（约25%），两个女孩（约25%），另外还有极少数其他构成情况（一个女孩，两个男孩，有双胞胎，其他违法生育情况）。进入21世纪后，这批孩子进入婚育年龄，问题就来了：两个女孩的家庭如何保证传宗接代。
若在以前，农村很少没有儿子的家庭，少量这样的家庭则可以通过倒插门的的形式基本能解决问题。但在出现大量没有儿子的家庭的同时，又没有大量多余的男孩可供倒插门，孩子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开始着急了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传宗接代是个大问题，接踵而来的还有农村长期形成的养儿防老问题。所以，没有儿子的家庭不可能很简单的同意把女儿嫁出去。
不得不说，民间的智慧令人惊叹，“两头花烛”基本解决了上面的问题。
中国人是含蓄的，农村人更甚。“两头花烛”的实质是打“倒插门”擦边球，为的就是获得生二胎的权利。
我们那边传统的婚礼中，新郎迎娶新娘进门后，需要举行拜堂仪式。与其他仪式不同，结婚仪式点的蜡烛不是普通蜡烛，而是花烛（共两支，蜡烛上插满了各式花样的图案，仪式结束后，花烛由新郎的舅舅、姑父等人移至洞房，并由专人看管直至蜡烛消耗完）。拜堂仪式一般在男方家中进行，如果是倒插门，则在女方家中进行。所谓的“两头花烛”，就是在男女双方家中都要点上花烛，举行拜堂仪式。如此一来，整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过程，既不能叫娶媳妇，也不能说是倒插门，但对于男方家长来说是取了媳妇，对于女方家长来说是得了上门女婿。这个过程慢慢受到大家的认可，俗称“两头花烛”。礼成，夫妻双方在官方登记为“倒插门”，二胎的指标自然就到手了。
虽说是个简单的仪式，但前后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，涉及男女双方两个家庭，整个过程充满了诸多不确定因素。
首先需要双方家长同意采用“两头花烛”这种形式，如果有一方不同意（尤其是男方），那小两口可能直接就拜拜了。其次就要说服小两口结婚后至少生两个小孩。最后就是小孩分配问题了：第一个归哪边，第二个归哪边，甚至可以有条件约束。一切问题谈妥了，就可以商讨婚礼的事情了。严肃一点的，会签字画押。当然，这种婚礼，就没有嫁妆啊、彩礼之类的问题了。
再说说新问题。
随着农村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，非农户口人口比例也越来越大。这些人结婚的时候，双方家中的父母传宗接代的思想并未改变，但非农户口的计生政策和农业户口是存在明显差别的：非农户口只有在夫妻双方均为独身子女时，才能生育二胎。问题来了，只要一方不是独生子女，就不能合法生育二胎。这种情况下，除非一方家长没有这方面的思想需求，那双方的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。
我表妹那个问题，现在看来还有解决的办法，他们小两口都是独生子女，按现在的计生政策，只要承诺将来生两个小孩，并且有一个小孩跟妈妈姓就ok。但在城市里生活，要养育两个小孩，压力可想而知。
余杰去国及其他
余杰去国，摩罗转身，孔和尚背靠朝鲜骂香港。摩罗转身让人心痛，孔和尚则已成笑柄。曾经的北大三杰，只有余杰，顺着当年的方向，一路走下来，直到流亡他乡。余杰在他的《火与冰》中写道：
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，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。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，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，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。
不幸他一语成谶。但他的不幸是我们国家的幸运，当然更是北大的幸运。虽然这幸运首先是建立在耻辱上的：逼迫自己的公民流亡海外，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件光彩的事情，这样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与伟大无关。“活埋”成了网络流行词，国家机器如此赤裸裸地威胁恐吓，更是耻辱中的耻辱。
性格决定命运，当然是在有选择的基础上。余杰至少有流亡的选择（“所有选择都是被选择”，这句话放在建国以后的中国，非常贴切），从这点来说，当今中国起码比“黑五类”时期的中国好的多了。不过，忏悔反思的缺席，让这点进步犹如风中的小舟，很容易就会倾覆。
余杰以基督徒的身份，一路走到了现在的状态，这点既让人欣慰也让人惋惜。基督教给了余杰温暖和力量，是中国追求自由和希望的一股蓬勃的力量。但同时余杰却给人一种自身内心不够强大的感觉。在这点上，余杰逊于刘晓波和流亡在外的高尔泰和李颉等人。余杰自己在《火与冰》的开头写到：
朋友警告我：你的思想太偏激，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年代里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。
我笑着回答朋友：你也太高估我了。那时，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。
用“高估”来形容自己，余杰很有自知之明，但也体现性格中的软弱之处，为走上信基督的道路，做了一些铺垫。当年的余杰可以用“堕落”来形容教徒，不知他现在看到这句话该做如何想。
（不过这上面有句话：“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，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。”是不是余杰写的，现在我存疑。因为我查到刘小枫也写过一句一模一样的句子。从年代来看，原作者多半是刘小枫）
我的家乡——蜜蜂篇
想写的东西很多，不过越写越没有底气，发现很多东西连淡忘都谈不上，而是从不曾了解过。曾经长大的村子，那你自以为了解的几十户人家的小小村子，有很多的秘密，大部分在我发现之前可能就已经消散了。一个小村子尚且如此，大如国家，该如何去保存记忆？
我已经很多年没在家乡见过蜜蜂了，主要是时间不对，碰不上。以前家乡那边是三熟制，早稻，晚稻，然后在深秋人们种上油菜或者小麦，大部分人家会选择经济价值高一些的油菜。于是每年清明的时候，油菜花开，一片嫩黄，淡淡的香味沁入心脾。每次看到什么云南新疆那大片的油菜花，我就想起家乡来：我们曾经也有，我家也曾种过。
大片的油菜种植也带来了大群的蜜蜂。水乡不比其他地方，这里几乎完全没有闲地空地，没有额外的地方给勤劳的蜜蜂们做巢。于是它们跟家里的另一住户燕子一样，在我们家里修起了它们自己的家园。
村子里曾经的房子，主体结构都是木头的。柱子，大梁，椽子，楼梯，楼板几乎全部都是木头的。框架起来后，人们在框架中间砌墙，最早的是土墙。哥哥说，土墙是用当地的泥土混合大米熬制的粥所做，这样起码不至于为水所侵。南方多雨，稍一下雨墙就塌了总不象话。蜜蜂们就在土墙上做窝。这些蜜蜂与我从书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并不曾见过蜂后，我也怀疑它们究竟有没有蜂后，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窝就是墙上的一个个小洞洞，每个洞直径不过一厘米，深度也不会超过土墙的厚度。这样的一个小洞，最多住几只蜜蜂——我从小一直以为一对蜜蜂夫妻住一个洞——不可能有什么蜂后。
我小的时候，村里土墙已经不多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青砖甚至红砖，而我家还有一段土墙，所以当时我家的蜜蜂尤其多。土墙一米多高，不过30厘米厚，长五六米，把我家与叔叔家隔开。土墙上面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蜜蜂洞，大概从垒起来的那一年开始，蜜蜂们就开始在上面做巢了。每当群峰飞舞，家中一片嗡嗡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找来玻璃小瓶和细竹棍，准备抓蜜蜂。每当看到哪个蜜蜂爬进了一个洞的时候，就赶紧把玻璃瓶口对准那个小洞，用竹棍慢慢拨弄驱赶那可怜的蜜蜂，直到把它赶到瓶子里为止。
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拿那些可怜的蜜蜂做过什么残忍的“实验”，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。后来土墙就没有了，家乡的油菜花也一年比一年少了；再后来就很少回家了；最近的十年，则从没在清明时候回去过。在家乡找不到油菜花的蜜蜂们，可曾沮丧失望过？可曾打起勇气飞向下一片蜜源，又或者就这样永远消失在曾经的水乡？
我的家乡——游泳篇
水乡河网密布，不管往哪个方向走，不出一刻钟必会遇河。而绝大部分的村落，也都是沿河而起，每隔几户人家，就会有石阶伸入河中，以便我们淘米洗衣服。我们管那些石阶叫“石（音：za，二声）堍（tu，四声）”，而相应的，桥的两边就叫“桥堍”。
夏天是水乡最活跃的季节，不仅仅是大人们，更是小孩子们的。虽然有些时候需要帮助大人们收割，排水或者种田，但顺便在田边地头抓抓鱼，逮逮田鸡，虐虐蛇，捉捉知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。不过乐趣最多的还是泡在河里，嬉戏打闹，追来逐去，甚至挖河蚌，摸螺蛳，排着队地从船上往水里跳。
我们方言里其实没有“游泳”一说，也没有单独“洗澡”这一说，我们管下水叫“大浴”。方言里的“大”是洗的意思，合起来就是洗浴。不过有个单独的“游”字（音yu,二声），与普通话的“游”一样的意思。
我天性胆小，大概7岁的时候才学会游泳。这在我们那儿已经是很晚的了，尤其是在男孩子中。“游泳”这种东西在我们那儿是没人教的，在水里多泡一段时间，由近及远，慢慢熟悉了，胆子大了，自己也就学会了。而我只敢趴在“石堍”上，死活不敢让四肢完全离开地面。我爸对我的胆小非常气愤，那次气急，直接抓着我的一手一脚，把我给扔了出去。从此以后我胆子才慢慢大起来了，很快就学会了“游泳”。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学会的意思，就是能够不借助于任何东西，从河这边，游到几米远的对岸。我记得当时害怕得要死，把手使劲往前伸，双脚拼命打水，闷头往前游，一口气快憋不住了，手才堪堪触到对岸的泥土，终于完成了这人生的头一遭。
十多年后看到家乡小孩子们排着队在离水面2米多高的桥上（木鱼桥）往下跳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惭愧。他们中最小的绝对不到6岁。当年我只敢在船上往水中跳，最多也只是从那座低矮的“聚福桥”上跳过，从没有在木鱼桥上往下跳的胆量。如今这些小孩都到了进大学的年龄了，木鱼桥也早已弃置不用，相应的那段河，已经基本不能下水了。自家门前的那曾经开阔的让我害怕的河面，因为前后人家有意无意的侵袭，现在几乎都可以跨过去了。那曾经在夏天的晚上繁忙热闹的“石堍”，现在则被弃置，被掩埋，最好的也已经堆满了泥土和落叶，渐渐的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，从记忆中淡去。
刚来新加坡的那几年，每次夏天回家，我多多少少都会下水几次。这几年，我再也不曾下去过。我爸跟我说他多半不会再下水“大浴”了，水乡的人们不下水，那我们还能算是水乡的人吗？
我的家乡——田鸡篇
我早就想为“田鸡”们写点东西，却一直没有动手，直到今天。我想为田鸡写点东西，主要是出于一点愧疚。
小时候家里养鸭子，每年都养。它们的一部分食物，就是田鸡。每年到了夏天，田鸡们就开始活跃起来。然后每个早晨上学之前，我就跟着我哥，到外面的田里渠道边“钓”田鸡。当鸭子渐渐长大，早晨钓的田鸡不够它们吃的时候，晚上放学回来以后，我们还要出动一次。
钓田鸡的工具很简单：一根一米左右的竿子，一头绑一根细线，细线那头绑上诱饵。这诱饵也简单。每天的第一个诱饵通常是卷起来的一小片叶子，当我们钓到第一只田鸡的时候，就把叶子扔掉，换上这只倒霉蛋的后腿。倒不是叶子不容易诱惑田鸡——对田鸡来说，只要是动的，大概就是能吃的——而是不够坚固，容易被扯掉。钓田鸡其实是很容易的。把诱饵抛到田鸡出没的草丛里或者长满水稻的天边，上下前后小幅度抖动，有田鸡看到，多半会跳出来，咬住诱饵不放。有时候不止一只田鸡跳出来，我们就把先咬住诱饵的提到左手拎着的蛇皮袋里，甩进去后把另一只再钓过来。一个早晨，我哥跟我加起来，肯定是过百的。我哥说我水平属于中下，一般都能抓50-100，看来我所记得的量还是比较保守的。这么算下来，一个夏天就算只有两个月，被我们哥俩逮住的田鸡就得几千甚至过万了。我觉得我的愧疚感又增加了。
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钓田鸡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，起码比起钓鱼的惨不忍睹来，实在是好太多了。除了偶尔失手以外，大部分都“顺利”地进了我们的蛇皮袋内，然后进了那些鸭子的肚子。我猜我们家的鸭子应该比邻居家的要长得快，不过被我哥否定了。我猜他也没有什么依据。
田鸡，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青蛙，不过对于我家乡来说，用“田鸡”更加贴切。这既跟方言一致，也因为通常我们所说的那种，并不是青色的，而是灰褐色或是棕褐色的。家乡的田鸡，据我所知有三种，各自有不一样的定语加在“田鸡”前面。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，其他两种都是青色的。下面介绍一下家乡的田鸡们。
我们方言里把这种青蛙叫“红毛田鸡”，数量不多，学名是“黑斑侧褶蛙”，很漂亮很威武，体型是三种田鸡中最大的，也是我们当地唯一食用的青蛙。不过这也是最难钓到的，尤其是那些个头很大的，非常机灵，一看不对立马掉头就跳。很多时候明明已经咬上诱饵了，也会很机灵地跑掉。每次钓到一只大型的“红毛田鸡”，我就会非常开心。小的每天基本都能抓到几只；而稍微大点的，往往很多天都抓不到一只。
我有个舅舅，当年以抓蛇为业。夏天若去他们家做客，前一天晚上他就出去走上一会儿，我们做客那天就有青蛙吃了，吃的就是这种。我们费尽心力都钓不到一只的青蛙，在他却像不费吹灰之力一样。
另外有一种青蛙，数量可能是最少的，方言叫“青花田鸡”，全身青色，背上左右各有一条稍微深颜色的凸痕，中间则什么都没有。喜欢趴在浮于水面上的叶子或者水草上。这种青蛙不好钓不能吃也不够威武，看上去也懒洋洋的，所以我们兴趣不大。可惜我怎么也找不到照片，学名也未找到。
数量最多的便是灰褐色的“瘌泗田鸡”，个头小，数量大，通常喜欢待在潮湿的草丛、稻田里或者藏在渠道岸上，学名叫“泽陆蛙”，颜色与周围土壤非常接近，所以它们不动的话，很难被发现。我记得它们有下面两种不太一样的品种。我们抓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田鸡。
辛弃疾曾言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。我觉得没有在水乡的夏天睡过觉的，是无法相像这种为蛙声所包围的感觉的。我家的卧室，离最近的田起码有一百米，但在夜深人静的晚上，群蛙的合唱就会持续不断地传入到你的耳中。若这个时候走到田边，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被青蛙们所包围，这是它们的夜晚，它们的狂欢，你只不过是个过客。而你一定不会觉得喧闹，觉得慌乱，反而会很安定，觉得这才是理所当然的。
现在已经没有小孩像我们这样钓田鸡了，不过前几次夏天回家的时候，明显感觉蛙叫声薄了很多。那天跟爸爸通了电话，问他原因。爸爸说化肥用的太多，农家肥和河里的淤泥基本上不用了，这就造成现在的泥土比较硬，不适合田鸡挖坑做窝。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现在的稻种抗虫害能力比较强，加上农药效果越来越好，造成田鸡食物来源匮乏。虽说当年抓过这么多田鸡，现在觉得有些愧疚，以至于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吃青蛙了。但我们这种钓田鸡的方式在家乡一代一代不知多少年了，但每年的田鸡并没有减少。一点点科技的进步就给它们带来这么大的影响，我很怀疑我们真的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吗？
注：上面几张照片都是其他地方偷来的。
我的家乡——地貌篇
昨天提到了乡愁，今天就谈谈家乡。本来这一篇我是打算写田鸡的，结果发现写田鸡得先写地貌，于是就写地貌，谁知一发不可收拾，导致今天见不到田鸡了。
我小时候看的书远远没有我朋友多，但我的生活肯定比他精彩不少。江南水乡，听上去很诗意的名字，曾带给我很多快乐和忧愁。不过可惜这些快要走入历史了。我这一代人，大概是水乡环境下长大的最后一代了。
我学生时代读的地理课本中从没跟我讲家乡的地貌，当然其他教材也从不跟我讲家乡的历史和文化。我们的教科书，只讲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悠久历史，几乎没有我家乡什么事。就算有，扯上两句”鱼米之乡，丝绸之府“就带过去了。悲剧的是，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我家乡正好在中间，一个叫湖州的安安静静的地方，一千年都没发生过什么事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更显悲剧色彩的是，我家到湖州城区很远，到杭州倒是挺近。所以我几乎每年都要到杭州，而湖州，到现在为止也只去过两次。
我一直到很大以后才稍微了解一点水乡的地貌，那是从费孝通的《江村经济》中学到的。江村（开弦弓村）在江苏吴江市的盛泽镇，位于太湖东岸，到我家大概100公里，中间隔着乌镇。《江村经济》这本书后面附了一张地图——我从小也很喜欢看地图，不过我非常穷，直到中学我也只有中国地图和浙江省交通图，这种图中我根本看不出来我家那边的地貌。而《江村经济》书中带着的那张大比例的地图，第一次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什么叫做“河网密布”，什么又叫作“六田一水三分地”。仔细看的话，家乡的土地被纵横交错的河流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各种奇奇怪怪的形状都有。费孝通选择这个地方做他的研究，除了他本身是吴江人以外，地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因为这里交通不便，出行困难，而生活相对安逸，衣食无缺，社会关系历史沿革都比较稳定，刚好适合做社会学调查。
这也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来。有一次我回家，电视上正播放着电视剧《卧薪尝胆》，讲吴越争霸的事情。当时吴国的都城在现苏州城附近，而越国都城在浙江会稽（绍兴一带）。从苏州到会稽，几乎全是平原河网，没有几百座桥根本就到不了。所以看到电视剧中一群一群的骑兵我就觉得特别搞笑。那个时候可不比现在，没什么桥。那马估计跑不上几分钟就不得不用船摆渡到河对岸去，估计直接用船会更快一些。简单的说，马在我家那儿没什么用。耕田用牛，出行靠船。其实吴越争霸主要就是用船打的，“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”，这才合理。
被河流划出来的每一块的外面一圈，通常是住房或者桑地，而里面大部分就是田了。这样外面一圈地势比较高，河水水位上涨的时候不至于把田淹了。先人在那里不知道耕耘了多少年多少代，才把家乡的每一块土地都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在靠天吃饭，缺少水利设施的古代，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，粮食经济两不误，真是奇迹！不过一旦河水水位高过了外面的那一圈地，那么里面的田就有全部被淹的危险。98年99年洪水，我们县几乎所有的田都被淹了，当年的双季稻不得已只收了单季。但这大概只有现代才会发生，因为要保杭州。
当年没有这么多的桥，但河网四通八达，哪儿都能去的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桥梁也慢慢增加。为了同时说明每一块地的大小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。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我家到镇上的学校不到一公里，我却要过三座桥。我高中的学校离家大概是6公里，我骑半个小时车，经过的桥有十几座。当年我们那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条船，小时候去远一点的田里收稻谷都是摇船去的。小学六年级去县城参加比赛，坐的就是轮船。再比如，现在我家到杭州市中心，直接车过去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够了。当年我爸和我姑父摇着船去杭州卖煤球，前一天晚上出门，轮流摇船，第二天早晨才能到。还有做客，尤其是我姨家，陆路根本就不通，每次都要摇船，为此我还闹过一个笑话。我外婆是打鱼好手，划的是那种“乌篷船”，只有一人多宽。有一次她划船带我去姨家做客，傍晚我们出发，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醒来发现满天星斗，我就问外婆是不是划了整整一天。如今外婆已经作古，再也没有人用乌篷船送我去作客了，也再没有人用她的方法打鱼了，但那满天的星星依然历历在目。
现在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，到处都是桥，公路四通八达，我家也早就没有船了，甚至连外面的那条河都被切成一段一段的，用来钓鱼或者养些其他水产，船都没法走了。我爸刚刚告诉我，他以后可能不会再下河洗澡了。而当年的夏天，我们这些小孩几乎每天都要在河里玩上很久。上千年的生活方式，短短20年就已经面目全非了。
天下兴亡，匹夫无责
这一段时间看李劼的《中国文化冷风景》，没多少心得，远不如当初看他的《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光谱》那么兴奋。但还是知道了不少新东西。我主要感兴趣的在于他所谈到的殷商周之交历史的考证和评论，让我对我们华夏的历史多了不少期待，也让我对王国维的《殷商周制度论》有了些兴趣。作者本人，是个少见的自在人。没有王小波那么俏皮和有趣，却比他有更深更广的知识背景。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，追求自由，彰显存在的意义。
本来没有打算写点什么，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在facebook上留点记号。不料Pauline对里面的一句话表示了兴趣。
“就语言具有天然的撒谎本性而言，任何布有关道的言说，都是一场语言的冒险。”
其实这句话与平常我们所提到的“布道会”不是一回事。通常教会的“布道会”，我觉得说成是“分享见证会”会更贴切一些，布道本身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，而这很小的一部分，主要内容是圣经经文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上面那句话对经文是没有意义的。当然，我对于任何面向大众的讲演都有无法遏制的警惕和怀疑，其中包括通常的“布道会”，这包含了对语言冒险的警惕，也包含了对人性的警惕。
再后面一点，我又贴了一段文字，加了一点自己的评论。
“中国人总是把枭雄流氓奉为英雄，鼎礼膜拜。”…“一部中国历史，成了胜利了的枭雄流氓史。”
今天到此为止了，反正讲中国的好书，不是让人愤怒，就是让人因无奈而低沉。
我们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，所熟悉的不是所谓运筹帷幄，就是斧声烛影。胜利者就算不是最流氓的，但肯定不会是个称得上英雄的人物。纣王与周文王，刘邦与项羽，老毛与老蒋都是很好的例子。那天看到半夜，心灰意冷涌上心头，倒头睡觉去了。结果第二天的半夜，魏世博给我贴了一段回复，如下：
“我们的文化不能说不优秀，但缺少真道。不可谓不源远，但夹杂太多污秽。在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有意无意的文化阉割以及信心崩溃之后。我们几乎快成了一个没有“文化”，没有“信仰“，也几乎没有道德标准的国度了。“惨象，已使我目不忍视了；流言，尤使我耳不忍闻。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。沉默呵，沉默呵！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” ”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至“ 奉主的名，起来呐喊吧！！！”
若说从孔子往下，我们的文化还真谈不上优秀。2000多年处于一个挣扎求存的泥潭，谈得上什么优秀？我们为人类的现代文明贡献了什么拿的出手的东西？倒是那些偶尔跳出儒家条条框框的洒脱文人，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好诗歌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不过我对此没有药方，不知道何为“真道”。
我们的文化阉割，是自觉和主动的，起码在共产党治下是如此。所以用“有意无意”来形容，实在是过于厚道了。再加上150多年来的耻感和自卑感，我们既没有走“复古”，也没有走“全盘西化”，却走了一条斯大林主义和中国式流氓相结合的疯狂之路。此路不通后才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到现在还不敢光明正大的说。要说我们“没有信仰”那还是高看了我们自己，其实是人格分裂，言行不一，哪里谈得上信仰？
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我们的教育，我们的媒体对国人的要求很高，而社会的现实却告诉我们最好不要有任何道德。一方面是公开教育和媒体强调耻辱感自卑感和虚化的自豪感，另一方面是每个看清现实的人那深入骨髓的自私，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所谓精英。所以李颉才会在书中愤慨：死于六四的，没有文化精英，没有政治精英，甚至没有学生精英，只有普通的无名无姓的学生和人民。我们也不用跟上古先贤们相比，只跟清末的六君子比一比，跟“引刀成一快”时候的汪精卫夫妻比一比，哪怕跟共产党的李大钊，陈独秀和瞿秋白比一比，今日的中国精英，实在是羞于见人的。难怪黄章晋会说“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，而精英落后最显著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。”诚哉斯言！
我不同意魏世博所说的“衰亡民族”，这不是一个衰亡的民族，这是一个为生存而充满活力的民族，就如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们和羚羊们。对于这些动物来说，生存是关键，任何形而上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缺乏个人的叙述，缺乏个人的存在感。所以你可以说，我们没有灵魂，没有信仰，但不能说我们没有活力。若没有活力，包括你我在内，每年怎么会有这么多官员学生精英，络绎不绝地飘洋过海？开放以后，我们迸发出异乎寻常的活力，却仍旧难以走出成王败寇的奴才和流氓文化，专制的土壤依旧深厚地让人绝望，再加上英雄主义的匮乏，才有了上述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。
我能感受到一些基督徒那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想让中国社会以基督教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接受作为改变中国的途径。不过据我看，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仍旧是从那耻辱、自卑和自豪的源头而来，从而带来了相当的功利性质，而且急于求成。李颉在书中提到一个观点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无责”。只有把这些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个人身上剥离出去，每个人以更真实的方式，参与自己的生活。让更多的人从追求“生存”的状态，转变到自觉的“存在”状态，自然而然，中国就会慢慢转型，那才是中国之福。
谁可以推荐几本书吗？
这些的日子心情平静了不少，工作上虽然有不少麻烦的事情，不过基本可以保证按时下班。只是看书时间依旧不多，我想主要原因是没什么书想看了。
历史类，关于土共和共和国建国以后的事情，是越来越没有兴趣了。比如芦笛刚刚在香港出版了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？》。芦老爷子说他用的资料全部是土共自己公布的，也就是说真实性该是实打实的。网络版则在几年前就开始连载了，我看过一些，但直到现在也没打算全部去看。东西看的越多，对老毛越是讨厌，到现在是连碰都不想碰了。就好比你早就知道这是一堆屎，完全没有必要再听别人说一遍又一遍，为什么这堆东西如此金光闪闪，却还是屎。至于其他的，比如谈反右，谈改造，谈文革，谈饥荒的，有章诒和的《往事并不如烟》，有杨小凯的《牛鬼蛇神录》，有高尔泰的《寻找家园》，再加上杨显惠的《夹边沟纪事》和杨继绳的《墓碑》也就差不多了。清末以来，其实一直是外人，直接间接地不断培育了我们国家的精英。100年后，土共几乎把这些精英一网打尽。刚开始看的时候，气愤，巨大的失落和沮丧。看的多了，却不太敢再去看一些早有耳闻的书，想来也是类似的故事，以国家的名义摧残青春和才华。
最近有一搭没一搭地读北岛和李陀主编的《七十年代》，也从侧面谈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。最主要的就是知青下乡。前一段时间跟朋友出去骑车，听说一起来新的朋友们，父母一辈很多都是知青。这倒是始料未及的，没想到这段历史离我这么远——来新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。生活突然转了一个弯，让我发现这些离我又是这么近。
另外，最近也许是辛亥革命100年要到了，民国的资料也突然多了起来。比如《建党伟业》这样没有评论，没有评分的电影。据说这部影片非常值得一看，这真是极大的讽刺。当然，我们不应该止步于嘲笑土共，还原历史必须先还原党的历史，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，还是个光明正大的开始。这还让我想起了一本好书《历史的先声》，“一本摘选1941年至1946年期间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共在报纸、杂志、书刊上所发表的要求自由民主的谈话、文章和评论的书。”公开出版之后，这本书被悄悄禁掉了。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最终会不会有类似的结局。
南都周刊最近出了一个专辑《辛亥后人》，非常值得一看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对当年历史一知半解的青年。我的博客订阅了南都周刊，但为了这样的专题，是不是该去订阅一份实体杂志？专题中提到的人不多，但能从一个个重要的侧面来了解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，相当的难得。随着对民国历史更多的了解，简单的说，胡雪岩慢慢成了空架子，而盛宣怀则一点点丰满起来。孙中山的地位持续地在下降；袁世凯则一直在往上升，而这两巨头之间，有一个人一直在闪耀，那就是宋教仁。土共的那些元老们，除了李大钊，陈独秀和瞿秋白以外，还真没什么像样的。这几个人，两个早早地为自己的信仰献出了生命，一个后期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。
除了少数几本网络小说外，我对小说基本不感兴趣。但前些日子看完了一本小说《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》及其续集。挺感人的中学回忆类小说，虽然跟主角的生活方式差别巨大，不过读书方法倒是有共通之处。久闻大名的《冰与火之歌》终于有了全本，总算还有点让我期待的书。另外，这些天找到的几本书，比如《蚁族》，就是一部调查，不好玩；再比如《巨流河》，非常流水；《武侠，从牛A到牛C》很有趣，不过读完就算完了；《浅薄——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》很浅薄；《统计数字会撒谎》虽然不撒谎，但仍旧很浅薄；《权力论》读得非常乏味，回头发现这竟然是罗素写的，也许接下来应该读得更认真一些；龙应台的《野火集》，除了台湾本身的特点还有一些吸引力，里面的那些议论，对我来说则显得陈旧甚至罗嗦了。
哎，没有一本可以一口气读完的，真是可怜。谁能推荐我几本书看看？
在家（六）——请菩萨
这一天是婚礼的前一天，家乡的规矩是“请菩萨”。我们方言里没有“神仙”这一说，都叫“菩萨”。这边的传统婚礼，也是有“司仪”的，不过这位司仪还要兼职吹唢呐，俗称“鼓手”，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们。
这位就是我哥哥婚礼的“司仪”，也是我爷爷的大妹夫，“请菩萨”还需要他来指点。老爷子80多岁了，还经常出去办事。自个儿弄个电瓶车，回到家往往都凌晨了。这前一天晚上他还出去了，下午累的实在不行，不得不去我爷爷的弟弟那儿睡了一会儿。他跟我说，他从十几岁开始做“鼓手”，是祖传的手艺。除了当年运动闹得厉害，停了十几年，其他时候一直从事这门行当。他热爱这行，却后继乏人，现在仅仅带着一个女徒弟跑江湖。这是他在准备要供奉的神仙们，看看都是哪些：
嘿嘿，西池王母和南极仙翁都是耳熟能详的神仙，这三天三宝上帝还是第一次听说，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。最后的那“家堂六神”，多半也是指自己家供奉的六位神仙。从一段郭德纲的相声《济公传》的注释中查到，
“家堂六神者，钟馗、井泉童子、东厕司、灶王、门丞、户尉也。能查到的还有另外两种说法：“司命、宗亲、福德、后土、门神、井神，俗祢五祀六神”和“天地、家堂、南海、灶君、财神、土地”。
济公本就是临安杭州一带的，离家乡很近，估计是同源。从我所知晓的情况来看，这最后一组可能性最大，基本都听我奶奶提起过。看来这一传承，是道家的，与佛家和其他来源复杂的神仙没什么关系。这“请菩萨”要细究起来，是不恰当的，毕竟这里一个“菩萨”都没有。红纸用红丝线绑在火柴盒上，这样等一下就可以站着放在桌子上了。
这就是“请神仙”的所有供品了。前面两大盘是“寿桃”，后面圆圆白白的是“饭圆”，上面嵌的是红枣。中间两盘是素糕，在后面的是面条，小吃，红鸡蛋，甘蔗等等不一而足。最后面那两个红色的突起就是老爷子写的神仙了。没记错的话，这次供的是“南极仙翁”和“西池王母”。不过最有意思的当属它们旁边的那装置。
下面是我家的米斗，估计比我岁数都大。内放大半斗的米，以及剪刀，镜子。高高跳起的那是我家的秤，上面盖以红布。我是半点也不知道这个装置是干嘛用的，我记得我问了一下老爷子，老爷子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不过有网络，一查才知这叫“拜斗”。
斗：代表宇宙（天圆地方，因此斗代表天乃作为圆型）。
米：代表万里（宇宙布满万星，米又是民间最普遍的避邪物，汉以前更用米作为道教降神之物，故将米置入斗中）。
尺剑：代表青龙（属木，位于东方，斩除不祥）。——我家可没这东西，不过这秤杆估计替代了尺剑。
秤：代表白虎（属金，位于西方，其秤花如虎尾）。
剪刀：代表朱雀（属火，位于南方，其形状如鸟嘴）。
镜子：代表玄武（属水，位于北方，其状如龟蛇合体）。
斗火：代表安斗之人本命元辰。——这红布就是“斗火”？
这么一看，还真齐了，而且都是我自己家的东西。看来这祈福驱邪，“拜斗”必不可少；要成家立业，这些东西也缺一不可啊。
在家（四）——神仙们
这篇送给如猫。
过年刚回新加坡的时候写了几篇，但还有很多照片，一直没有整理出来，趁这个机会，好好收拾收拾。
这是年前祭祖，放在桌子上享受供品的众仙图。一共六格，供养了三十位神仙，真是济济一堂。
左边第一位是“蚕花五圣”。我们这地方自古养蚕，供一位与蚕桑相关的神仙无可厚非。我首次听说这位神仙，五圣是啥意思？五个人还是这神仙就叫“五圣”？前些日子在超市看到有卖桑椹的，一看价格吓得我屁滚尿流。当年桑椹采摘季节，学校动员全部学生去采摘桑椹，国家按几分钱一斤收取。然后除去外皮，留下种子作培育新桑树之用。那一段时间，所有学生嘴边手上都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紫色。很多年没吃过桑椹了，也很多年没吃过鲜嫩的棱角了。回头看这蚕花五圣，捧的竟然是金元宝。你又不是财神，凑什么热闹啊？他下面的四位分别是端碗洒水的“雨师”， 挥舞芭蕉扇的“风伯”，以及两位“土地”，这一组神仙，都和蚕桑有关。
往右边一点是手拿春秋的“关帝”，下面则依次是“禄神”，“文昌”，“河伯水官”和“送子娘娘”。这一群神仙，搭配得古里古怪。
再右边那骑虎持鞭的叫“赵玄坛”，就是武财神赵公明，带着“家堂”和“路头五圣”，再下面是“田公”和“地母”。“田公”“地母”好理解，这“家堂”应该是方言中的“家堂菩萨”，意思是自家供养的菩萨。至于这五圣，我费尽心思，冒着中毒的危险，找到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文字：
五方贤圣神，不知始于何代，亦不悉其氏族爵里。或云通称福德五圣，固上界贵神，明太祖悯阵亡战士，因五人为伍之义，俾得庙食一方，遂假托五圣之名，要不见于正史，莫可得而考也。惟大江以南，庙貌最盛，自通都大邑以及三家村落，在在有之，不下数千百万，名亦种种不一。在田者曰田头五圣，在大树者曰树头五圣，在民居屋上者曰檐头五圣，在路间者曰路头五圣，在水滨者曰水仙五圣，民间婚嫁或在新妇冠上者曰花冠五圣，在桥者曰桥前五圣。
这段文字出自《阅世编》一书，一清朝人写的。到目前为止，豆瓣上只有三个人读过。稍微看了看，相当不好读，怕是不会去读了，幸好这段文字相当通俗。而且这么一来，上面的蚕花五圣也就可以解释的通了。另外仔细看，那“田公”还带着一副对联：
粮油多似海，米面积如山。
够通俗够直白。
第四格内是“五路财神”领头，看来这地方喜欢这个“五”，甚至连每个格子内都非要凑五个神仙。“五路财神”带着“招财”“利市”两位偏财神招摇过市，想不发财也难啊。下面还有“和合二仙”，“民间传说之神，主婚姻和合”。不过怎么看怎么像一些三流武侠小说里的典型人物（我想我需要面壁思过一下了）。
第五格内，领头的是最有名的“观世音”菩萨，左手拂尘，右手杨柳瓶的经典造型。下面的“姜太公”拿了面旗子，上书四个大字“百无禁忌”，心想这姜太公够开放啊。一查才知这还跟造新房，上梁的时候梁上挂的那块大红布有关，上书“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”，可以用来避火灾的。太公旁边是这里有名的“蚕花娘娘”（马鸣王）。骑白马，捧蚕茧，活似来参加“蚕花”庙会来了。这蚕花娘年与上面所说的“蚕花五圣”是什么关系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有人考证这其实是一个神仙。既然我家祭祀的画折上他们是两位神仙，那这家伙的考证再靠谱也是错的。
下面是“三官”和“圣帝”，“圣帝垂恩远，三官赐多福”，两位好神仙。
最后一格，是“如来佛”带着“王母”“寿星”并两位“土地”。“如来”在家乡的地位远不如“观音”菩萨，在这里有些凑数的嫌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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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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